在咱们国家的行政部门里，”村”是最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这个最小的行政单位，打从土地革命时期，即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在革命根据地里就有了，她与保甲制实有天壤之别。我对于”村”的记忆，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自从我的父亲从南通回来任里仁乡的乡长，我就记得我的住家在泗杨村，南边是太平村。

  有了”村”，就有了村干部。那时的村干部，都是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最坚定最勇敢的积极分子，大部分都是员。他们都不脱产，是乡干部的得力助手。主要工作就是组织群众搞生产，协助上级征军粮，执行我党“二五减租”的统战政策，处理一些群众中的矛盾纠纷。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日伪军下乡扫荡时，组织并带领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和“跑反”。他们没分文的报酬，就是光干事不拿工资。他们不但无怨无悔，反而觉得很光荣，很值。有好几位村干部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比如李万科戴长生沈汉青等村干部，都是令人难以忘怀令人景仰的光荣的革命烈士，他们的坟墓至今还有很多人去祭扫。

  那时，从上级各种文件到上下级之间乃至群众，都称，称职务，有时还直呼其名，就没有”村官”这一说。

  随着时代的变迁，”村”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大队”，这是公元1958年的事。当年，乡改为”人民公社”，下设若干大队。其实大队就是村级行政单位。随之就产生了大队干部。也是沿袭以前的称呼或叫法，从来就没听说称大队干部为”大队官”。

  大队干部中，为首的是大队支部书记，其次是大队长（副支书），再其次是会计辅导员。这三人是大队主要干部，下设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妇女主任、副业主任（管多种经营）等几个部门干部。还有工程员，农技员，卫生员等，这些职位一般都是大队部门干部或生产队干部兼任。而各个部门干部，都对应公社有关部门。整个大队组织编制清清爽爽，各司其职。

  那时的大队干部都没固定工资，和普通社员一样参加农业劳动。如果因公外出比如参加公社召开的会议等等，都是按外出时间记工分，然后参加年终分配。其中，部门干部一般分工管理若干个生产队（称之为片），比如治保主任分管一、二、三三个生产队，那么，他就可以在他住家生产队或分管的三个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和同级劳力的社员一样记工分。而大队主要干部可以在全大队任何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并记工分。所以说当时的大队干部都是凭自己参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当然，也有”讨巧”的地方。比如说，一位支部书记上午去了甲生产队，下午去了乙生产队，而生产队干部都会“巴结”领导，都给他记一整天的工分。这样，这位支书到年终决算时，他的工分会超过一个整劳力好多。如果这一年工分值又比较高，那么这位支书到年终会多得几十乃至上百元钱。如果这也叫“贪污”的话，也仅仅是毛毛雨，比之于如今的贪官，实在不值一提。但是，即便这种行为，上级领导知道了也会严查，查实了，不但要把“讨巧”得来的钱退赔，还要受到处分。甚至连“巴结”他的生产队长（或会计）也会受到批评甚至处分。

  首先，是分配权。根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中央政策（六十条）规定，生产队是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每个生产队把全年的农牧副渔总收入除去总支出，再除去应提留的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金（用于公共福利事业和对困难户的救济照顾）及小部分上交大队提留，就是这一个生产队一年的纯收入。把这个纯收入除以全队的用工数（全生产队记给社员的工分总数除以10得到的劳动日数），就得到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把这个价值乘以各户所得到的劳动日数，就是这户一年的总收入。然后，把各户在生产队所分到粮、草、油以及其他生活物资折算成金额加以减除，就是该户年终分配时所得到的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造年终分配方案”，也有地方叫“造方案”或“造明细表”。

  这个方案或明细表不是生产队搞好了就算事的，还必须经大队审核通过，报公社审批备案之后，生产队才能根据这个明细表进行分配。在大队审核时，对于各项收入的真实性，各项支出的合理性，口粮标准的确定，两金的提留等等，一项项进行严格把关，凡是有一点问题的，都要退回去重新“造方案”。

  第二，是人事权。全大队所有生产队干部，大多数都是由大队一级任命或提请任命的，尤其是队长和会计。即使是生产队的农技员或虫情员，大队都可以否定生产队的安排。如果有谁要进社办企业打工或是推荐上初高中，乃至去服兵役或是推荐参加高考（工农兵学员）都要经过大队批准。大队不批准，你连门都没有。至于当时的民办小学教师，也在大队的管辖范围以内，大队支部书记有很大的任免权。一位支部书记就曾对位女民办教师说：“只要你好好干，明年我就把你调到供销社去。”

  第三，种植经营权。每年生产队春秋二季的茬口布局，比如秋播，要种多少亩大麦、多少亩小麦、多少亩元麦（俗称三麦）、多少亩蚕豆、多少亩碗豆（俗称二豆），夏播种多少亩早（晚）稻或中稻，多少棉花，都要由大队下达指标，生产队必须严格执行，特别要保证完成全县皮棉百万担的的硬任务。生产队只能根据大队安排的面积进行“茬口布局”，合理的安排种植的田块。

  第四，其他权力。因为当时是实行计划经济，所以有些紧缺物资，都是凭票证购买的。有时，上级有关部门会根据全大队人口基数，分配一些购物券，比如毛线、尼龙袜子、自行车、水泥、木材等等，如果你和大队支书相处关系紧密，那么，就可以向他申请，这是所谓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般的社员，恐怕连消息都听不到。

  因此，社员看到大队干部，都是恭维有加。家里有点事情，且不说大型的如婚嫁丧葬或者生孩子满期以及孩子服兵役老人祝寿这些事情，就是来个亲戚什么的，都要千方百计请大队干部到家里来喝酒、吃饭，而且往往很难请到。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顺口溜说，公社干部碰着吃，大队干部拣着吃，生产队干部家家吃。除了请吃，送礼是很少的。即使送礼，也只是一些鸡蛋鸭蛋等等土肴，或者普通烟酒之类，极少有什么高档稀罕物品。

  当时的大队干部家的生活条件，比普通社员家是要好一些。有个俏皮的邻居叫张二郎中的说：“范（饭）支书，祝（粥）队长，钱会计，蔡（菜）社员。”我想，即使是真的，也不算得上什么多大的贫富差距。有些勤俭持家的普通社员户，生活条件也不比“范支书”差。

  一是那时的大队干部无论是学历层次还是文化水平都比较低。一个完小毕业生就可以担任生产队或大队会计，初中毕业生就是个宝贝疙瘩，高中毕业生是凤毛麟角。大专以上的，国家都分配工作了，在农村根本找不到。因此，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或作报告时经常会出现一些笑话，比如将“患得患失”说成串得串失，将“醖釀”（酝酿）读成温让，一次一位当上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造反派在宣读他的大批判文章时（别人给他写的），把“向隅而泣”读成向偶而立，台下的教师们只能相视一笑。这些臭老九是绝对不敢加以纠正的。

  还有一次，八生产队贫下中农代表阚xx病逝，大队安排治保主任到该队去开追悼会。这位治保主任跑到大队民办小学，对一位五年级语文老师说，请她写祝贺信。那位老师说，阚老去世了，大队让你去主持追悼会，怎么能写祝贺信呢？应该写悼词呀。这位治保主任连连摇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掉（悼读成了掉）会，寄托我们的哀思。再说，现在都破四旧立四新了，哪里还能弄道士呢（他把悼词听成了道士）？不能叫道士了，还是帮我写祝贺信吧。结果，办公室里其他老师个个伏在桌上，偷偷地笑得肚子疼，而那位被请执笔的老师却是哭笑不得。

  二是大队干部中也不泛佼佼者，这些人无须考试，只要经过公社考验，确认德才兼备，就能进入国家干部行列。比如一位姓赵的支部书记就被调任公社砖瓦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还有位姓秦的支部书记被安排到公社农机站任一把手，一位大队会计辅导员被安进了信用社，后来转为公社农经站会计，2003年以事业编人员退休。还有两位支部书记，一位调任公社团委书记，后来担任副社长。另一位调任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现在，这二位都是以公务员身份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对于极少数胡作非为的大队一把手，上级领导也决不姑息。某大队一位支部书记，原来是生产队会计，后来升职为大队会计辅导员。因其工作上的能力强，工作魄力大，在吐故纳新（大约在1969年）运动时入党，随即任命为大队党支书。在任大队一把手之后，逐渐显露出骄奢淫逸的本性。因其经济方面不清，生活作风靡烂，加上私设公堂、违法乱纪行为等等，经县工作组进驻该大队深入群众进行调查取证，后被处以开除党籍，经司法部门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村官”的一个反面典型。

  那时的大队干部没有“退居二线”的说法，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如果因为年龄大了身体条件又不好，就不干了。退下来以后，也没有退休养老金或经济补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几位大队主要干部才有了一点补助，好像一年也就是五、六百至七、八百元。

  这一代的”村官”们，经历了1958年的“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代，熬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三年困难时期，走过了轰轰烈烈的十年文革。在这段令人难忘的时段中，他们责无旁贷地带领人民群众，起早贪黑，用一根扁担一付泥络挑出了九圩港如泰运河等大小河道，他们带领群众顶朔风踏冰霜向海洋宣战围海造田，他们挥洒了多少辛勤的汗水，我们没办法统计。他们为农业旱涝保收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有目共睹。他们是一代功臣，咱们不可以否认。

  改革开放以后，取消了人民公社，恢复了乡级建制，“大队”的名字又改回“村”。我们原先的大队支部书记就改称村支书，成了”村官”。

  别看名称叫法改了，实际上，村支书和大队支书两相比较，权限大不相同。用我们村的这第一任支部书记（也是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的话来说，有这样几个变化。

  第一，“过去人求我，现今我求人”。“以前，社员家里有个急用需要几个钱，求我批个条子去预付，现在，要收个劳力费，合作医疗费，一事一议费什么的，我得上门求人家往出掏，不然，我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评，年终考核我就落后了。第二，过去社员争着报名去当兵，求我批，现在为完成征兵任务我要登门到人家去动员。第三，过去有人要进社办厂求我帮忙，现在出去打工，跑到天边我还不知道”。

  现在的“村官”有上班”一说，这与过去的大队干部也有区别。过去到大队部去找干部，白天一般找不到，实在想找，就得问人，然后往生产队跑。最好的办法是起早到他家里去。因此，大队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家里，大清早常常是高朋满座。现在如果想找村官，早中晚三个时间不行，上午8点到十一点，下午一点到五点到村部去，准有人。过去，大队干部会议多，从党委会议，农业生产会议，财务会议到各部门各条线上的会议。还有现场会四夏三秋誓师会三级干部会党员冬训会等等。现在因为科技发达网络便捷，乡镇到村级都建了微信群，有什么事在群里发通知发通告发指示，有关人员通过语音照片视频进行汇报，实在便当，也省时省力省事。

  现在的村官有很多事务性工作。收费就是众多工作中的一大部分。这些工作都是由村里印发相关通知，然后让网格员送到每家每户，让各户到村部去缴，还不收现金，或转帐或微信支付。这样既免了数人民币的麻烦，又杜绝了假钞，统计起来还简便了许多，真是一举多得。有些老年人不会玩智能机，村官们也会帮忙妥善解决。

  如今的村官文化水平和学历层次都比较高。这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发达。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通过考试招聘上去的。有好多地方还有大学生村官。他们都有与其职位相适应的固定工资，如果村营收入比较多，在经过上级审核批准，还可以在村营收入中提出一部分参加村官们的年终分配（是不是作为年终奖金，我不清楚）。不争的事实是，如今的村官比之于过去不同时期的村官，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生活待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也是国家富强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一个缩影。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不同历史时期的村官（村干部），其工作环境、工作方法、工资水平、掌握的权限以及称呼等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发展，殚精竭虑进行新农村建设，一心一意谋划农民富裕的历史任务没有变，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工作标准没有变，不忘初心踔厉奋发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我们该向这些奋战在国家最基层的最小的“官“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敬意！期待新时期的村官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光辉事业，作出载入史册的不朽的贡献！